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。这个民族源远流长，其起源、发展和流变的轨迹，是一曲悲壮雄浑的乐章，又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，堪与天地共存，可和日月同辉。中华民族系以传统的中华文化与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包括汉族、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人在内的一种民族共同体，它支系众多，纵横交错，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文
何光岳先生为着此系列丛书，除博览群书外，还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，广泛搜集资料，真正做到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从而为他写作此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有人评述《南蛮源流史》时指出：“如此辽阔的分布地域，过去只有个别人做过零星的探索，而星星点点的资料，就像无数的金砂，落到了一个万能化学家兼建筑师的学者之手，辗转化合，不断加工，最终造就一座金碧辉煌的民族史学宫殿。”实际上经过这个“化学家兼建筑师的学者”万能之手，所建造的中华民族史学宫殿，除“南蛮”民族外，尚有“炎黄”、“东夷”、“百越”、“氐羌”、“北狄”、“夏”、“商”、“周”、“荆楚”、“秦赵”、“女真”、“东胡”等等。并在每一个殿堂之前树起一座座丰碑。
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的宗旨非常明确，作者论及写作《炎黄源流史》的动机时对媒体说过：“众所周知，国外有些学者提出：‘华人西来’说，认为中国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，就连中国人种也由西方迁来。近年来也有学者否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认为自古以来黄河是一条害河。现在又有人把炎帝、黄帝说成是神话人物，认为：‘炎黄之裔’不是‘华夏之裔’，从侧面来否定‘炎黄族系’是‘华夏族’主体的历史，把中华民族的族源砍去。”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古代史研究工作者，有责任批驳上述谬沦。在《女真源流史?中指出：“痛感半个世纪中国丧失土地达１２００万平方公里，列强侵略，中国积弱受欺。”《东胡源流史》与《北狄源流史》的写作目的，则是“还其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，以免野心家和阴谋家割裂、曲解和捏造历史，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。”寥寥数语，表现了作者高尚的情操和爱国主义的热忱。他著书之目的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，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进行经院式研究，而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，同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家、阴谋家进行战斗，并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们的谬论进行批驳。书中字里行间，充满了炎黄子孙的骄傲和中国人的正义感。
何光岳先生的多卷本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，不同于通史、断代史、编年史或国别史，是其独创的源流史体例，不受朝代、国别、地域限制，犹如奔腾不息的黄河，源远流长，从发源地一直写到入海处。所探讨的内容，涵盖了中华民族５６个民族的起源、发展、变化、播迁、兴亡等。按时代顺序，上起“三皇”“五帝”之世，下迄近现代阶段，涉及的地域范围，除今日之中国外，也包括世界各国。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总的构架，便是以黄河流域为出发点。他主张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，华人之名即以华胥氏称号而诞生。华胥氏的主要两支，即神农氏和轩辕氏，后来发展成为炎帝族和黄帝族。他们是华胥氏的嫡裔，构成了古老的双胞族，以姜、姬为姓，再繁衍出数千个氏族、部落，到夏、商时又发展成为方国，遍布于黄河及长江流域，以后又向四方迁徙，分布于整个中国大地，远及北亚、中亚、西亚、东欧、北欧、巴尔干半岛、东南亚、南亚、南洋群岛以及南北美洲，近代的华人更遍布全世界各地。这是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所无法比拟的。他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中原地区是周边地带文化的能量集结处和辐射中心，除华夏集团外，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均发祥于黄河流域，然后向各地迁徙。如他在论及东夷源流时说：“东夷族自甘青高原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融合后，由于渗入新生血液，便使东夷族团朝气蓬勃，支系众多，于是东夷宣告形成。”论及西戎源流时说：“戎族乃出于黄帝之后。”论及南蛮源流时指出：“蛮人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群体，后来被羌戎、东夷等联盟集团所击败而逐渐南迁于长江中下游，还远迁至珠江流域和印度支那半岛，因此被称为南蛮。”论及北狄源流时又云：“北狄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民族群体……他们来源复杂，但皆属炎黄族系。如匈奴乃系夏桀之后，白狄、长狄乃黄帝之裔，赤狄隗姓为炎帝之裔，而允姓又属于黄帝之裔，突厥则为炎黄的混合种。”论及东胡源流时指出：“其族源乃黄帝之裔后夔之后。”论及女真源流时指出：“女真的祖先有虞氏帝舜是中原华夏族。”何光岳先生这种学术观点，既不同于苏秉琦先生的“满天星斗说”，也有别于史式先生的“中华文明源于南方说”。这种独特的看法．可以称之为“中原文化传播说”。
不少学者在评述何氏治学方法时，都曾提出他所独创的“模糊史学”与“泛史学”。说他不拘泥于任何史学派别，不追随任何学术潮流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在广博精深上下功夫。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可谓“模糊史学”与“泛史学”的力作。中国古代由于各种史讳及其他原因，一部二十五史留下了许多谜团，历史研究必须从模糊之处开始，综合众多模糊不清的史料所折射的整体概念，从中找出真谛，一笔一笔地理清历史上的糊涂账。而“泛史学”的特征，就在于一个“新”字，以全新的方法来清理历史上的糊涂账。这就是何光岳先生所反复申明的“博采诸家之言的前提下，抒己之创见，不拘陈词，不摒旧说，不顾蜚语，循情察理，旁搜侧证，运用夹叙夹考夹论的方法，而写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的。在各个分册中，对于有关民族源流的许多难题，如伏羲、女娲的来源，炎帝、黄帝的故里，华夏、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、东胡、女真诸族的形成与迁徙等，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，有的已经达到寻幽入微的地步。从总体来看，其内容之丰富，资料之翔实，考证之精辟，观点之新颖，在现有民族史著作中，鲜有出其右者。
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属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产物。它包括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训诂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图腾学、古农学、古生物学、动植物学、地理学、地名学、方志学、天文学、谱牒学等，涉猎面极广。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文献与最新考古学资料的紧密结合。如根据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的发现，认为“很可能记载中先夏和初夏时夏人的都邑就在这里。”即此地为夏都阳城所在。另外河南开封、山西阳城、翼城因未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遗址，就说“这三处皆与夏禹初期建都无关”。探讨商之源流时，除了引用大量甲骨卜辞外，还对郑州商城遗址进行研究，认为“汤却未都郑州商城，而是伊尹摄政时所居，以后太甲复辟仍居此，而太甲之后沃丁、太庚、小甲、雍己、太戊诸王均居亳，亦即郑州亳丘商城，到仲丁时才因水患而迁?。”这与当今学术界颇为流行的“郑亳说”和“西亳说”观点均不尽相同。谈周之源流，根据陕西岐山、扶风，西安市长安区等地的考古发现，对岐邑、丰镐进行了考证，类似例子书中比比皆是，此不一一赘述。研究中国古代史，离不开考古资料，何光岳先生深悟其中奥秘，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运用，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范例。
何光岳先生谙熟谱牒之学，于姓氏文化造诣颇深。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从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丛书中可以窥见其一斑。如《炎黄源流史》列举了二百多个姓氏，仅姜齐支裔的姓氏就有七十余个；《商源流史》列举商族系统姓氏三百余个，其中仅宋国支族姓氏即达二百三十六个；《周源流史》对于周族系统分支九百多个姓氏进行了梳理，仅“周诸姓考”一章就列举了一百五十个姓氏；《秦赵源流史》列举秦支族姓氏九十五个，赵支族姓氏四十余个。其他各分册均列举有关姓氏数十至数百不等。根据文献与族谱记载，对汉族、国内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人姓氏的源流、播迁、古今名人等情况做了认真分析，为研究中华姓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综上所述，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是独辟蹊径的成功之作。傅朗云先生的评语是：“史料宏富，史实确凿。广征博引，驳议精深。史评公允，褒贬适中。众说荟萃，疑信分明。……古今中外，一槌定音。自成体系，鬼使神通。呕心沥血，正气长存。”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。窃以为像这样为中华民族树碑立传的系统史学工程，时下并不多见。如能综观通览，定然受益匪浅。但是由于该丛书卷帙浩繁，内容广泛，各分册之间缺少前后呼应，难免给人以某种杂芜之感。在丛书的构架、体系和资料运用方面，均有可商之点，对于某些族源、流变、地名的考释或有不妥之处。不过，总的看来，这是一部具有独特体系的浩大的史学工程，堪称中华民族历史的绚丽画卷。
我与何光岳先生相识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了，交往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他被学术界誉为“南楚怪杰”、“史学奇才”，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史学巨匠。同仁们说他是：朴野之气，见诸眉宇；鸿鹄之志，溢于言表。身上散发着书卷的馥郁伴以泥土的芳香，不失学者的风度与农民的本色。他为人疾恶如仇，正气凛然。但在学术研究上却又十分认真，谦虚谨慎。从源流史的各分册前言上，几乎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话：“自感德薄才浅，学识寡陋……难免挂一漏万，举二遗千，讹误之处，奇淡之点，也在所难免。愿有识之士，不吝垂教。”我想这绝对不是故意作秀，更非欺世诓人之谈，而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，表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。他才华纵横，志存高远，将其书斋命名为“两千万文斋”，现已出版著作一千多万字，距“两千万”之数甚近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他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，了却其平生一大宿愿。切盼能有更多的像《中华民族源流史》这样的佳作问世。
（“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”，何光岳著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月出齐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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